翻开生活，长出生命力︱袁长庚×高古奇×胡建波特别对话 http://www.huaue.com　 2026年4月22日　 来源：华禹教育网 　　四月银杏林，风轻、草软、阳光恰到好处。4月17日，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西安欧亚学院把“阅读”搬到了草坪上，没有讲台、也没有设定好的座位，大家席地而坐、在蒲团和露营椅上，听一场对话在春日微风里展开。 　　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归丛创始人高古奇与西安欧亚学院创办人、董事长胡建波教授，从另一种角度重新打开“阅读”——阅读生命，阅读自然，也阅读我们自己。 　　人类学学者、云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袁长庚 　　《我读人间无字书：读书、行路与青年世代的意义重建》 　　分享从一个朴素的问题开始：“如果知识只停留在书页，我们如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袁长庚提到，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焦虑，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历史性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习惯通过“被整理过的知识”理解世界，却很少走进现场。他引用历史与田野经验反复强调：“世上没有完全新的知识，但有大量没有被编码的经验。”也正因此，他更愿意把阅读理解为一种行动。他讲到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变化，从最初的不知所措到后来和陌生人打成一片，“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找到一双眼睛——一双让你意识到，生命是有重量的眼睛。” 　　设计师、归丛创始人高古奇 　　《直面告别，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享受当下》 　　“这个时代既不敢谈死亡，也不懂得好好告别。”在归丛创始人高古奇看来，当代葬礼越来越流程化，但真正缺失的是情感与叙事。他分享了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故事，在生命最后阶段，她用一场“二次元告别”与世界说了再见，有人为她制作动画，有人扮成她喜欢的角色来到病房，那一刻，告别不再是仪式，而是一种回应。他说：“死亡本来就是生命叙事的一部分。”这种“把叙事带入告别”的方式，正是他创立“归丛”的起点。 　　主题分享之后，对话在草坪上继续。没有明确的边界，话题在三位嘉宾之间自然流动——从各自的经验出发，延伸到彼此的追问与补充，生命、死亡、教育、幸福等抽象的词汇，也逐渐落回到具体的处境与感受之中。 　　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死亡”来重新认识自己，人是会产生一种哲学感的。这种感受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因为人始终是在两种力量之间被推动的——欲望和恐惧，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这两者之间被牵引着。但当你真正参加一次告别仪式的时候，会突然有一种很清晰的感受——很多你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对未来的很多忧虑，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发生，那些我们极力想要获得的东西，也并不一定真的能得到。所以我在想，告别仪式的意义，其实并不只是表达悲伤，它更像是一种校准，让我们的情绪、欲望和恐惧，回到一个不过度、也不过分压抑的位置。 　　有位艺术家说过，绘画并不在于宏大的构思，而在于那一笔是否“刚刚好”。那个角度、颜色和落在画面上的位置，恰到好处。其实我们做事、说话、设计，也都有一个“刚刚好”的时刻。那一刻，会让人觉得非常舒适。我理解的“生命力”，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不是没有欲望，如果人完全没有欲望，那是危险的，也不是被恐惧支配，如果人始终处在恐惧之中，就谈不上幸福，生命力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刚好的平衡。 　　我一直在开与“死亡”相关的课程，所以听高老师的分享，其实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他在做品牌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和我当年在大学里开“死亡课”时面对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后来这门课被媒体报道，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但我当时开这门课，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设计，它更像是一种本能反应——我一直觉得我们在教育中对很多问题的讨论是被“过度设定”的。 　　比如，我们总在设想：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种想象往往带有一种“赢家通吃”的逻辑——他应该是科学家，同时又有品牌效应、有社会地位，甚至在政治、商业、学术之间都能完美运转，成为一个全能的成功者。 　　甚至我们的评价体系已经变得极其精密，有的学校可以精确到，一门关键课程的几次测验中，只要有一次失误，你这一年就失去了进入前列的机会。一旦无法进入“前面的梯队”，你后面做的很多事情，在评价体系里几乎就失去了意义。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如果把人类理解为一种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会终止的”。但我们今天很多关于效率、优化、正确性的讨论，是刻意回避这一点的。 　　这也是我对AI始终保持距离的原因。它可以做到高度准确，但它无法犯那种“刚刚好的错误”。而我回顾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回顾年轻时自己走过的路，那些真正对我有价值的经验，几乎都来自当时的“不准确”，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在犯错，甚至意识不到那是无知，但再回看，那些有偏差的、不成熟、不严谨的判断，反而构成了我真正的经验。 　　我接着袁老师的话说，其实我对 AI 的看法是偏悲观的。我们今天觉得，人类的一些特性——比如笨、慢、不完美，是独属于人的部分。但我在想，这些东西，AI 也许迟早都会学会。 　　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把逝去的亲人“存进”手机里，会发生什么？这已经有人在做了，一位公众人物，在他女儿去世之后，用 AI 还原了她，让她可以继续和自己对话。 　　有一次活动现场，我看到他会对着手机里的“女儿”说话，当时我下意识觉得，这件事“骗”不了我。因为我很清楚我父母说话的方式，比如语气、停顿、口音，甚至一些很具体的小习惯，但问题是，这些今天的 AI 已经开始可以模拟了，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开始怀疑一件事：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独特性，到底还能保留多久？因为人的经验，是存在一个个体大脑里的，但 AI，本质上是在调动全世界的“大脑”。 　　当有一天，“人味”也可以被参数调整，那我们还能拿什么来区分？或者往更远处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世界本身是一个系统，我们自己也像某种“程序”，那会发生什么？比如《黑客帝国》讨论过的问题：如果你爱的人只是一个程序，你还会爱她吗？我的答案是：即使我女儿是一个程序，我也依然会爱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而在于我们是否在投入情感。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未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预测，不如先活在当下，所谓的“AI时代”和其他未知风险，哪个先发生，这谁也说不清。 　　很多人说，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在职场里面，就是会有恶人，那我如果自己在这圣母心爆发岂不是伤害了我自己？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动物的伦理是指向结果的，拿流浪猫来说，猫妈妈到六个月左右会驱逐自己的孩子，生命力弱的小猫还会被故意遗弃，遵循自然淘汰，动物的善和好都是结果导向，只为了生存下来。 　　但人类的伦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学就认为，人类的善内涵在行为过程中。譬如小国马上就要被吞并，从理性角度来看，应该带着所有人投降，这样可以保全你的人。但是我们历史上的英雄大都这样的——你们可以投降，但我不行，我是吃皇帝的俸禄，所以最后死在城头的那个人必须是我。明知徒劳、改变不了任何结果，却依然坚守，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善。 　　我教死亡课的时候，总有人问我怎样才算问心无愧，大家觉得要给最好的临终服务、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可再好的药也无法免除痛苦、阻止离世，这时答案就是，你有没有在亲人的这段经历里，创造属于你们的叙事？你有没有在他离开之前，真正地和他对话？有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去理解，而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对象”？即便在医学意义上，一切都已经无能为力，但你们之间仍然发生了一次人类的对话，只要这一点成立，那段经历就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坚持做一件“善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变结果，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不让自己被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完美世界，同事选不了、领导选不了、父母你也选不了，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善创造属于自己的叙事，这是我们作为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今天听袁老师讲他在原来那所高校的经历，我其实挺有感触的。他提到，那里的语境都是成功者，而且必须不断成功，他讲到一点让我特别受触动：人其实不是那样的，人是会软弱的，是有私心的，甚至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本身就是偶然的。 　　其实在很多正式场合，我经常听到另一套叙事：组织如何成功，个人如何成功，国家如何因为我们而成功。但我一直在想的，反而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比如学生洗澡的热水够不够？他们有没有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校园里的花园，好不好看？能不能少听一点老师讲，多一点自己去学习？能不能被真正激发兴趣？我关心的大多是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是不是一个“层级不太高”的校长，因为别人都在讲宏大叙事，而我在讲这些“鸡毛蒜皮”。但很有意思的是——每次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反而更容易产生共鸣。 　　因为人其实是需要这种“人味”的。我们并不需要一直装作很强大，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比如今天这个活动，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焦虑的。中午我本来想休息，但听说天气有点热，我就开始担心：大家如果在太阳下坐两个小时，会不会不舒服？我就反复在想预案——是不是要换到图书馆？或者换到别的空间？哪一个更方便？后来我甚至打开现场视频去看，看完之后就更睡不着了，干脆提前过来了。 　　到了现场，我第一反应还是在“找问题”：草坪是不是不够平整？是不是不够绿？投影的位置是不是可以再优化？我总是下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到“更完美”。但刚才听袁老师讲“错得刚刚好”，我忽然有点释然。我们哪里能拥有一个永远完美的场景？不可能有一个既不晒、又不下雨、又完全舒适的户外空间。 　　今天这个草坪不那么完美，投影是斜的，座位也有一点调整，但这些“不完美”，不正是生活本身吗？包括我自己，你们可能没注意，我一直在调整坐姿，让自己更对着镜头。我也在慢慢意识到：也许不需要把一切都控制到极致。做一点调整就够了。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一点阳光，有一点风，有一点不完美，但我们在听袁老师讲人类学，听高老师讲那个女孩的故事，在某些时刻，我们都会有一点情绪的波动，这些也许就是当下最真实、也最美好的部分。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坐在这里，和这么多博士一起讨论问题。因为我大学差点连毕业证都拿不到，挂过很多科，也经常逃课，基本上是只有我真正想上的课，我才会出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是在一个“标准路径”里成长的人。但很有意思的是，今天一起聊这些问题，我反而觉得这就是我向往的一种大学，一个可以自己选择课程，不需要完全按照既定课程去完成学习的大学。 　　所以我会觉得，一个系统里需要一些“异常值”，去打破原本已经稳定的结构，就像今天这个现场——舞台是斜的、空间是开放的，这种设计方式，AI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正因为它不那么标准，它才更有人味。 　　某种意义上，我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一个“异常值”，一个不断偏离既定路径的人。我有时会反复进入一种很焦虑的状态——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不出门，什么也不做，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会觉得对不起合伙人，对不起团队，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走不下去了。 　　但很奇怪的是，过一段时间，这种状态又会过去。我又会从那个状态里出来，重新开始想办法，会想出很多新办法、再去试。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真实状态。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支撑我做选择，那可能就是一点——我尽量不去用“结果”来定义这件事情。哪怕有一天，归丛突然停止了，从商业角度来看，它也许是失败的。但对我来说，我依然会觉得这段经历本身，是有价值的。 　　刚才高老师讲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在寻找“意义”的，但问题在于，这套意义体系不会一直有效，人在某一个阶段觉得成立的东西，随着关系、处境的变化会失效，甚至发生冲突。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过去那些稳定的大意义系统正在整体失效。 　　如果从20世纪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曾经能够支撑人行动的那些宏大叙事，今天都在被不断质疑。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处境：每一种选择都可以被质疑，每一种价值都可以被拆解。对于那些有一点批判精神的人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我后来慢慢理解，为什么我会走向人类学。我当年高考是最后一名被录取，被“分配”到了这个专业。但后来我发现，人类学很有意思，它关心的都是那些在其他学科看来“不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学术会议上，几位学者在讲古希腊、讲孟子、讲文明与未来，轮到一个人类学者，他讲的是：云南哈尼族如何养鸡。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太“轻”了。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对那些山民来说，把一只鸡养好，本身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人与世界最坚实的连接，往往不在宏大的叙事中，而在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反对一种单一的“成功叙事”。因为它会让你误以为，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可以被书写的东西。但事实上，我见过很多所谓的“成功者”，看上去光鲜无比，但在生活里，依然要面对非常具体、甚至无力的问题。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校长，他的成就完全可以被写成“年度人物”，有次活动后他很客气地加了我微信，私下跟我说他孩子其实特别抗拒他，但他孩子听我的播客节目，就想着跟我交流一下。所以问题真的不在于，我们该不该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在于：我们是否因此忽略了那些真正支撑生活的部分。 　　我经常用一个极端的假设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一天，一场灾难把人类的文明全部摧毁，我们从零开始，那是会先去重建哲学体系，还是先想办法生存下来？这并不是要否定思想的价值，而是想提醒大家：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非常直接、非常具体的连接，只是这些连接，往往被忽视了。 　　所以当我昨天在欧亚看到一个细节的时候，其实很感慨。同事告诉我，这里的食堂开到很晚。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我在上一所学校，为这件事争取了六年。因为实验室没有下班时间，学生出来之后，至少应该有一碗热粥、一点简单的食物。但这件事也没有实现。所以你问我，这些事情重要吗？我会说，非常重要。因为十年以后，学生可能已经忘记了某一门课，甚至忘记了某一位老师，但他们会记得这个地方，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是有回应的。 　　我们今天经常说焦虑、不幸福，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得不够多，而是我们逐渐丧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 　　如果从物质条件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相比过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提升。但很奇怪的是，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甚至可能在下降。我自己有一个很直接的体会。在过去十年的创业过程中，我很快实现了一些外在的目标——空间、房子、车，这些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但完成之后，我发现这些物质带来的快乐，是递减的。比如开一家新店，最初是很兴奋的，但这种兴奋可能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很快就会进入一种习以为常，甚至是某种虚无感。因为“阈值”被不断抬高了。 　　那我们怎么感受幸福呢？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之前我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去骑行，骑到一半突然降温，孩子有点不舒服，我们就临时决定回去。路上看到一家便利店，我们进去买了关东煮，三个人站在店门口吃，没有座位，就是很普通的一碗热食。但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怎么会这么幸福？ 　　所以幸福和拥有的“绝对值”没有关系，它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财富、多少成功，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外部条件，而取决于你如何校正自己的感受能力。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认同“刚刚好”这个说法。同样一个场景，有人会觉得舞台是斜的、不完美，但也有人会觉得，这一刻的阳光正好合适。幸福，其实就在这个判断间。当然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是必要的，比如基本的居住环境、生活保障，这些不能被完全忽视，但在此之上，我们真的不需要无限叠加。 　　刚才听袁老师讲那个校领导找他谈孩子的问题，我其实有一个直觉反应——当他意识到自己也会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被疗愈”的。因为我们习惯看到的，是一种被包装过的成功者形象，好像他们始终是强大、从容、掌控一切的。但实际上，每一个所谓的“成功者”，背后都有大量非常具体、甚至琐碎的困扰：比如评院士能不能过、需要去找谁协调，家庭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和普通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生活的真实，恰恰是由这些具体而细小的事情构成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在学校内部也一直在搭建一个很基础的认知框架，我们叫它“欧亚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其实很简单：第一，是人的需求。无论做产品还是做服务，最终都是围绕人展开的。而人的需求，本质上来自宗教、哲学、艺术这些对“意义”的理解；第二，是技术。技术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我们今天能即时通信、能随时消费，本质上都是技术在支撑；第三，是商业可持续。如果一件事情不能长期运转，它就无法真正存在，比如一个有温度的产品，如果没有商业支撑，最终也会消失。 　　那很多人会问，AI时代来了，人文还有没有意义？我反而觉得，人文会变得更重要。因为当技术高度发展、资源变得普遍可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人在意色彩，有人在意音乐，也有人在意如何与已经离开的亲人保持一种情感连接。这些需求，不是技术本身能够定义的，就需要人文、设计、商业一起协作，去回应这些越来越细腻的差异。所以我并不太担心AI。很多人会觉得，AI会让强者更强，让普通人更焦虑。但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人类社会本身是会自我调节的。 　　我曾经听一个教授讲过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很难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为已经习惯了竞争。但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会完成这件事。他们可能会选择“慢下来”，拒绝重复上一代的路。 　　所以我们今天的焦虑，其实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就像我们今天羡慕欧洲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上一代，甚至上上代，是经历过极度奋斗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不必过度担心AI，也不必过度焦虑当下的竞争。我们这一代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最终会被下一代用来重新定义生活本身，人终究还是会回到一种“刚刚好”的生活状态。 　　这场活动并不止于“听”。草坪上同步展开的六个体验单元，也是另一种“阅读”。活动一周前，欧亚官方小红书便发起了氛围感十足的“晒太阳小赛”，师生们用镜头定格影子与落花相拥的瞬间，收藏春日独有的浪漫。 　　「晒太阳小赛」精选照片 　　活动现场，「人间精神便利店」用文字承载情绪与表达；颂钵声流淌，带来时间的缓慢流动；在“气味博物馆”，一起用嗅觉记住春天，更有美年大健康特别联动带来「脆皮青年养生计划」，让大家在自然里沉浸式感知生命力。 　　联合美年大健康发起“脆皮青年养生企划” 　　晒太阳小赛展示 　　聆听颂钵声冥想养神 　　合上书本，翻开生活，允许一切略微失序，感受力也随之慢慢苏醒。愿我们在这个春天，重新与真实的感知相连，让生命力在对话与体验中悄然发新芽。 　　文：万雨思 魏晓鸥　图：王佳宇 孙西婷 　关于西安欧亚学院更多的相关文章请点击查看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华禹教育网（Www.Huaue.Com）所提供的信息为非商业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仅供参考，相关信息敬请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